了天主教的戏剧化气氛的举动，似乎没有给予薇龙任何影响。薇龙依旧把两只手插在鬓发里，出着神，脸上带着一点笑，可是眼睛却是死的。

　　梁太太一出去，就去打电话找乔琪，叫他来商谈要紧的事。乔琪知道东窗事发了，一味的推托，哪里肯来。梁太太便把话吓他道：“薇龙哭哭啼啼，要回上海去了，她父母如何肯罢休，上海方面自然要找律师来和你说话，这事可就闹大了！你老子一生气，管叫你吃不了兜着走。我是因为薇龙是在我这里认识你的，说出去，连我面子上也不好看，所以忙着找你想补救的方法。谁知道你到底这么舒坦——皇帝不急，急煞了太监！”乔琪虽来了，依然笑嘻嘻地，道：“我虽然不是中国通，对于中国人这一方面的思想习惯倒下过一点研究。薇龙的家庭如果找到我说话，无非迫着我娶她罢了！他们决不愿意张扬出去的。”梁太太盯了他一眼道：“娶她！你肯娶她么？”乔琪道：“薇龙有薇龙的好处。”梁太太道：“你老老实实答一句罢：你不能够同她结婚。”乔琪笑道：“你这不是明知故问么？——我没有婚姻自主权。我没有钱，又享惯了福，天生的是个招驸马的材料。”梁太太把指尖戳了他一下，骂道：“我就知道你是个拜金主义者！”两人商议如何使薇龙回心转意。乔琪早猜着这件事引起法律纠葛的危机，一大半是梁太太故甚其辞。若要釜底抽薪，第一先得把自己的行动对梁太太略加解释，剖明心迹。两人谈了一晚上，梁太太终于得到了她认为满意的答覆。

　　第二天，乔琪接二连三的向薇龙打电话，川流不息的送花，花里藏着短信。薇龙忙着下山到城里去打听船期，当天就买了票。梁太太表示对她的去留抱不干涉态度，因此一切都不闻不问。薇龙没有坐家里的汽车，走下山去搭了一截公共汽车，回来的时候，在半山里忽然下起倾盆大雨来。峻峭的煤屑路上，水滔滔的直往下冲，薇龙一面走一面拧她的旗袍，绞干了，又和水里捞起的一般。她前两天就是风寒内郁，再加上这一冻，到家就病倒了，由感冒转成肺炎；她发着烧，更是风急火急的想回家。在老家生了病，房里不会像这么堆满了朋友送的花，可是在她的回忆中，比花还美丽的，有一种玻璃球，是父亲书桌上用来镇纸的，家里人给她捏着，冰那火烫的手。扁扁的玻璃球里面嵌着细碎的红的蓝的紫的花，排出俗气的齐整的图案。那球抓在手里很沉。想起它，便使她想起人生中一切厚实的，靠得住的东西——她家里，她和妹妹合睡的那黑铁床，床上的褥子，白地红柳条；黄杨木的旧式梳妆台；在太阳光里红得可爱的桃子式的磁缸，盛着爽身粉；墙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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